北京等三地调查私家侦探话题 私家侦探你请吗？(图)

　　私家侦探起源于西方，已有数百年的历史。目前在我国私家侦探还没有合法的身份。

　　调查统计显示，京沪穗三地61.2%的市民认为这一职业有存在的必要，是一种新的调查取证途径。同时，表示反对和无所谓的比例分别为14.1%和24.7%，显著低于赞同者。比较三地发现，北京表示赞同的比例最高，为69.2%，上海和广州接近，依次为56.0%和55.6%，但是三地没有显著差异。

　　虽然多数人表示私家侦探有存在的必要，但是有一半（50.8%）的被访者还是不会雇用私家侦探。只有24.1%的被访者表示愿意，另有25.1%的被访者视情况而定。显然，要想私家侦探真正走入百姓生活，尚需时日。

　　比较三地，北京人相对愿意雇用私家侦探，愿意者的比例为35.0%，而上海和广州分别为20.1%和6.7%；广州和上海百姓多半不会接受私家侦探的服务，其中广州百姓最不愿意雇用私家侦探，这个比例为64.4%，而上海和北京的比例依次为59.7%、35.8%。

　　在表示愿意雇用私家侦探的被访者中，34.2%的被访者认为“雇用私家侦探可以避免委托人直接出面可能造成的不便”，26.7%的被访者认为“私家侦探可以弥补个人甚至律师在取证能力方面的不足”，26.7%的被访者认为“私家侦探的办事效率会更高”，12.3%的被访者认为雇用私家侦探有其他方面的好处。

　　三地比较表明，北京百姓雇用私家侦探，主要在于避免自己直接出面，而广州和上海百姓则主要看重私家侦探的办事效率。

　　在表示不会雇用私家侦探的被访者当中，35.4%的被访者拒绝的原因是怀疑私家侦探的可信度，25.9%的被访者拒绝的原因在于拿不准私家侦探的合法性，16.4%的被访者拒绝的原因在于不了解私家侦探的技术装备，怕白花钱，另有22.2%的被访者认为有其他原因。

　　京沪穗三地不雇用私家侦探的原因都是什么呢？有42.6%的北京人和48.5%的广州人表示怀疑私家侦探的可信度，30.7%的上海人表示不了解私家侦探的合法性。

　　如果有机会，只有11.7%的被访者表示会当一名私家侦探，表示不会的比例高达70.6%，显著高于前者。另有17.7%的被访者表示不好说。京沪穗三地的大部分被访者均表示不会选择私家侦探这个职业，三地的比例依次为60.0%、76.9%和80.0%，三地差异不显著。

　　北京籍男子黄伟(化名)受雇于一家社会调查事务所，2003年12月13日当他用照相机、望远镜进行偷拍、监视时，被调查对象发现并被对方的打手殴打致死。据悉，这是北京首例民间调查者在偷拍活动中死于非命的案件。

　　对于这一事件，近半数（45.9%）的被访者表示，应制定相关法律，明确社会调查机构的合法地位，另有18.9%的被访者认为该事件凸显了调查取证中的法律盲区，亟须引起高度重视。比较三地发现，88.9%的广州被访者认为有必要用法律来规范民间调查机构，这个比例要显著高于北京和上海，后二者依次为32.5%、43.5%。

　　三地的被访者当中，37.8%支持私家侦探合法化，27.7%反对，34.5%没有明确表态，支持比例显著高于反对比例。

　　比较三地，上海人支持私家侦探合法化的比例显著高于北京和广州两地，支持者的比例高达51.1%，而北京和广州分别为26.7%和28.9%；北京百姓最不支持私家侦探合法化，这个比例为37.5%，而上海和广州的比例依次为26.7%、4.4%；京沪穗没有明确表态的比例依次为35.8%、22.1%和66.7%。

　　京沪穗三地共有29.6%的被访者同情那些死于非命的私家侦探，32.3%的被访者认为有些可惜，7.8%的表示不值得同情，另有30.3%的被访者没有明确表态。认为死于非命的私家侦探值得同情的京沪穗三地比例依次是34.2%、35.7%、1.0%。京沪穗三地表示死者不值得同情的比例依次是9.2%、9.3%和3.2%。

　　四川泸州个体户黎大祥先后从泸州市龙马潭区某镇基金会借款51万元，长达3年一直未还。基金会多次追款未果便诉至区法院，法院随即向黎发出书面支付令，限黎在15日内还款。但黎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其后，黎又遁迹长达3年之久，并在历次集中大执行中逃脱。为追回欠款，镇基金会在法院允许的情况下，聘请私家侦探进行专门调查，而私家侦探仅十余天便完成了任务。

　　私家侦探协助法院办案，不知道能不能算是一个创举。对于这个案例，47.8%的被访者表示私家侦探弥补了执法机关的不足；17.6%的被访者认为私家侦探能做到的事，法院反而做不到，因而法院的执行力度有待加强；5.1%的被访者表示私家侦探能进入公权领域，可以说是创举。

　　比较三地发现，广州人支持私家侦探协助法院执行法律事务，比例高达73.3%，北京和上海的比例分别为42.5%和43.8%；认为私家侦探能做到的事，法院做不到，法院的执行力度有待加强三地比例较为相似，依次为15.0%、20.0%和17.8%。

　　在表示私家侦探进入公权领域作业当中，京沪穗三地有34.6%的被访者持反对态度，29.5%的被访者赞同私家侦探进入公权领域作业，从而弥补执法机关的不足，35.9%的被访者未置可否。比较三地，上海人反对私家侦探进入公权领域的比例高于北京和广州两地，比例为45.7%，显著高于广州的11.1%；在北京的被访者中有35.0%的被访者赞同私家侦探进入公权领域，持反对意见的比例占31.7%，33.3%的被访者没有明确表态。

　　长沙某调查公司在一些中小学门口贴出广告：家长只需要提供小孩的相片与上学的时间，该公司的私家侦探可以提供全天候的跟踪服务，包括小孩子什么时候到校，放学后有没有及时回家等。

　　接近半数（41.8%）的被访者表示关于“长沙私家侦探帮家长跟踪孩子”弊大于利，20.5%的被访者赞同这种做法，37.7%的被访者未置可否。比较三地，超过半数的广州被访者认为这种服务弊大于利，比例为51.1%，北京和上海的比例分别为31.7%和47.7%；三地对此事件认为“利大于弊”的比例依次是25.8%、20.5%和6.7%。统计显示，大多数的老百姓并不赞同此项服务。

　　如果您是孩子的家长，您会选择这种服务吗？调查显示，62.7%的被访者表示他们不会选择这种服务，仅有14.0%的被访者持肯定态度，另有23.3%的被访者没有明确表态。

　　47.3%的被访者认为找“私家侦探帮家长跟踪孩子”这是对子女的不尊重，16.0%的被访者认为该项服务有利于家长管教孩子。值得注意的是，京沪穗三地，仅有6.1%的被访者认为该项服务违反法律，30.6%的被访者未置可否。

　　成都一女子为了能与前夫复婚，求助成都某信息咨询公司。这名女子希望该公司能提供一位长得高大帅气、有涵养、有气质的私家侦探,去勾引前夫的女友,让前夫重新回到她和孩子的身边,让她的家庭能破镜重圆。经考虑该公司准备接下这单生意。

　　关于“雇私家侦探勾走前夫女友”事件，京沪穗三地27.5%的被访者认为此类服务没有市场，19.7%的被访者则认为此类服务有存在的空间，绝大多数的被访者认为不太好说。三地持肯定态度的比例依次是23.3%、20.0%和8.9%。在访问过程中，40.0%的上海人持否定态度，该比例显著高于北京和广州的被访者，依次为20.0%和11.1%。

　　京沪穗三地共有57.0%的被访者表示，选择这种方式并不会使得“破镜重圆”，仅有7.6%的被访者表示会选择这种方式，另有35.4%的被访者未发表意见。比较三地，广州和上海人最反对选择该种方式，比例分别为77.0%和80.0%，北京的比例为47.5%；在表示该种方式会使得破镜重圆的比例三地依次为16.7%、0.8%和2.2%，三地分别有25.8%、22.2%和17.8%的被访者未发表意见。

　　“2003中国商务调查峰会”于去年12月在杭州举行。这是近10年来我国“地下”侦探公司、“私家侦探”继2002年重庆后第二次“正大光明”地举行公开会议。

　　此次“调查峰会”由中国行为法学会主办，目的就是让公众能了解到商务调查的真正含义和内容并要力争把公众事务调查变成整个民事法律援助最直接的途径。

　　1993年，公安部发布通知，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开设各种形式的民事事务调查所、安全事务调查所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

　　2002年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调整了商标分类注册的范围，允许注册类别包括了提供私人保镖、侦探公司、寻人调查等的“安全服务”。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除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律师在办理案件中享有依法取证、调查的权力，社会其他从业人员，在未经他人允许的情况下，所进行的调查、取证活动不受法律保护。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在现实生活中，当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一般的公民并不具备我国现时法律所规定的相应调查权，也没有更多的调查技术。

　　春天的树枝，总有发芽的冲动。桃花摇曳，下雪天晴的日子里是谁在缠绵呵护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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