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侦探”勾结移动公司“内鬼”盗卖用户手机话单被判刑

　　私家侦探勾结移动公司员工盗卖公民个人信息而被判刑,四名被告人在庭上，右一魏文昊，右二赵坤，右三戴晓玲，右四陈刚强。

　　南京一家“调查公司”勾结移动公司员工，从后者手中购买特定移动用户的手机通话话单，进而“定位”机主的所处位置，并将这一信息加以贩卖。

　　澎湃新闻（）从南京市鼓楼区法院法院，9月22日，南京鼓楼区法院对上述案件一审宣判，魏文昊等4人因犯有非法获取、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判处8个月至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南京凯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简称凯宏公司），他们对外声称公司业务是“做投资管理”，其实则是一家类似于私家侦探的“调查公司”，主要服务项目就是帮客户“找人”、讨债。 现实中，如果有人欠债不还，又长期找不到债务人，那么，债主往往就可以联系这类调查公司，请他们代为讨债。这项工作最核心的，就是如何知悉“被讨债人”（债务人）的准确位置。因为，只有界定了债务人的具体位置了，才好一下子把人“抓到”。

　　凯宏公司的老板朱传林、陈刚强就动起了歪主意：通过移动公司的“内鬼”购买特定机主的通话详单，然后根据该机主经常出现的位置推测出其大致的活动范围，再对照移动公司的2G/3G基站表，进而确定手机用户的所在位置。

　　于是，朱传林、陈刚强以及其下属戴晓玲，就先后找到了江苏移动公司职员魏文昊、中国移动公司的外包合作公司——京信通讯系统有限公司员工赵坤。

　　几个人一合计，事情就成了。移动公司员工魏文昊把移动公司内网的员工账号、密码告诉赵坤。这样，赵坤就可以查询任意一部移动电话的通话记录，也就是话单，内容包括该电话通话时间、通话对象、通话时长、主被叫，占用的具体基站和小区。

　　而凯宏公司的员工戴晓玲则根据公司领导安排，向赵坤发送需要查询的某个特定用户的手机号码，并接受赵坤发过来的该机主的详细线;随后，戴晓玲对照赵坤提供的2G/3G基站表，标注手机用户所在位置。“调查公司”就可以开始“蹲守”了，一旦找到了债务人，就叫讨债的客户来，每单收取3—5万不等的酬劳费，而他们则定期支付给魏文昊、赵坤数千元乃至1万元不等的“好处费”。

　　据法院查明，至案发，赵坤总计提供特定移动用户的通讯记录82590条，涉及249个移动用户的个人信息。赵坤、魏文昊分别收到4万元、5万元左右的好处费。

　　南京鼓楼区法院一审宣判，赵坤、魏文昊、陈刚强、戴晓玲等人，犯有非法获取、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

　　在9月22日的庭上，4名被告人都低头沉默不语，不愿接受媒体采访。1988年出生的戴晓玲听到获刑的判决后，一直流泪。戴晓玲供述：“我以前就感觉这个事情不对，因为跟移动去买话单，是泄露个人隐私的行为，我本来打算不做的，准备到过年之后不干”。赵坤1985年出生，今年29岁。据供述，因为妻子没有工作，小孩刚出生用钱的地方又多，家里生活负担比较重，对方答应每个月给我好处费，我就为了这笔钱才动了邪念，做了违法犯罪的事情。

　　陈刚强1981年出生，是年纪最大的，33岁。据供述，大专毕业后在徐州某街道安检办工作，2012年因个人原因被单位开除。2013年3月，他因为欠别人钱，被债主追债，因而结识了凯宏公司的老板朱传林。后来，索性加入了该公司，再后来则升为公司副总。

　　本案的审判长邱筱颖对澎湃新闻说，个人信息泄露，关系民众切身利益，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但走入司法程序的并不够多，此案有警示价值。

　　“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性问题，越来越为全社会所关注，公民有强烈的信息 不安全感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蔡道通说，公民个人信息，属于基本隐私权利，没有经过许可或同意，他人不得擅自公布或公开。如果公民个人信息被大量非法泄露，会使实施不法行为，乃至实施敲诈勒索、诈骗、盗窃、绑架等犯罪更加容易。

　　蔡道通教授说，通过具体个案的刑法使用，司法也表达了鲜明的立场：保护公民基本人身权利，打击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司法不会“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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