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侦探”秘密档案

　　他们可能正潜伏在你的身边，摄录这你的一举一动；他们可能长着最普通的相貌，却有着鹰一般的锐利和狐狸般的狡黠；他们出没在街头巷尾，游离于法律和道德的边缘，却是社会“另类真相”忠实的揭露者……

　　中国首届“私家侦探”峰会在这里举行，来自全国共70余家“私家侦探”组织的老总，来到山城重庆，商讨资源共享、行业规范等问题。这是近10年来中国“地下”侦探公司第一次“光明正大”地举行公开会议。

　　颇有意思的是，由于国家相关规定对私家侦探的限制，“私家侦探”们并没有像传媒期待的那样，大张旗鼓地宣称自己是“私家侦探”的首次峰会，而是冠名为“中国商务信息行业研讨会”。

　　但这改变不了“私家侦探”峰会的实质。不管主办方和与会者怎样给 “私家侦探”峰会罩上“美丽的外衣”，媒体却将他们最后一层面纱都揭了下来。

　　从11月初开始，中国“私家侦探”峰会将在重庆召开的消息就充斥了重庆媒体的主要版面；而“私家侦探”峰会的消息同样引起了国内众多重量级媒体的关注，一时间“私家侦探”在全国一片沸沸扬扬。

　　然而，相关政府机构对“私家侦探”的看法却讳莫如深，这个在中国大陆受禁止的行业，第一次从地下走向阳光，从消息披露到峰会结束，都没有受到有关部门的过问和干涉。在记者采访相关部门时，他们的回答是，“没有受到邀请，当然也没有过问”。

　　这是否昭示着这样一种可能，默许在10年前“贴上封条”的“私家侦探”行业重见天日？记者和“私家侦探”一样，同样对此不得而知。

　　中国“私家侦探”的首次大聚会，几乎揭开了罩在中国“私家侦探”身上近10年的神秘面纱……

　　1992年，上海成立了国内第一家私人侦探机构“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由当时号称国内四大刑侦专家的4位老者担纲，创始人为上海滩鼎鼎有名的大侦探端木宏峪，上海人通常称他为“大侦探端木”。这家私人侦探所的成立，据说与他在上海警界树立的权威地位很有关系。端木侦探所开业不足一年就匆匆闭门。媒体有关报道说，国内私人侦探业的鼻祖“终于夭折了”。

　　1993年7月, 辽宁人孟广刚注册成立辽宁克顿调查事务所。公司名称起自世界私家侦探鼻祖、美国人平克顿（1850年，平克顿在芝加哥创建了全球第一家私人侦探机构——平克顿侦探公司）。“当时平克顿是美国西部的一个中级警官，相当于我原来当的派出所所长的职位。我无论从自己的经历还是志向来说，都和平克顿有很相像的地方，所以把这个事务所命名为克顿。”曾是警官出身的孟说。

　　此后几年，形形色色“调查事务所”在北京、郑州、沈阳等地相继涌现。“私人侦探”已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成了城市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1993年9月7日，公安部颁布《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 这个被简称为“83号文件”的内部文件，成了私家侦探们闻风丧胆的利剑。

　　第一个被手刃的是辽宁一家机构。据当时当地媒体报道：“辽西第一家专业调查公司因其专司刺探别人隐私营利的侦探所被锦州市公安捣毁。这家调查公司开业以来，共接两笔生意，都是替怀疑丈夫有外遇的女性进行调查摸底，对被调查人进行跟踪、盯梢、拍照，这种行为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肖像权。

　　尽管公安机关施以重拳，但类似“私家侦探”的机构仍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至少有200家此类机构。当然，这些不可能取类似国外“侦探社”的名字，工商部门也没有批准一家私人侦探所的执照，“私家侦探”大多打着“调查中心”、“信息咨询”的旗号，基本把业务范围限定在商务经济调查方面，不涉足为政府所诟病的民事调查方面。玩着“擦边球”的游戏。

　　几年前，中国“私人侦探”们名不正言不顺，大多数还只能在街头的电线杆和居民楼的墙壁上张贴一些传单。如今在许多大众媒体、甚至不乏一些颇有影响的媒体上，已充斥着“私人侦探”们公然招揽业务的广告，许多广告还刊登在非常显眼的位置。随手翻开一些报纸的广告版，许多冠以“真相调查中心”，“诚信调查中心”名号的机构所做的广告充斥于目。“全方位的婚姻、财产调查”、“为您专业代理各种私人委托调查信息咨询”等诱人的广告词，明确地昭示着这些调查公司实际上就是“私人侦探所”。

　　虽然中国“私家侦探”存在10年之久处于地下，但是，无论是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说，中国“私家侦探”的景况都比想象的要好。

　　东北首家私人侦探所——辽宁克顿调查事务所，1991年曾创下40天内破案150起的纪录。其当家老总孟广刚对媒体称，自开业以来，克顿调查事务所共办理大型案件500余起，包括打假、商务纠纷、查找人和物的下落、隐私调查等。

　　武汉诤X调查咨询有限公司，其主要的业务为维护企业权益、打假侵权、婚姻调查、法律咨询以及市场调查。其老总牟某告诉记者，他是在今年3月份才成立公司的，目前公司有近300人的规模（包括为数众多的关系松散型的信息员）。他们已经和全国数十家生产药品、保健品、汽车配件的厂商达成打假协议，为合作企业侦查制假、售假窝点。

　　他们每为企业端掉一个制假或是售假窝点，企业“奖励”公司5000元现金和该窝点假货总价的15%~20%，而在年终，他们还将得到打假总价的8%~10%作为公司的年度奖金。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内，公司已经完成了数百万元的打假业绩。

　　牟告诉记者，在武汉，不是有没有单的问题，而是怎么做的问题。只要他愿意，每月能接上几十桩生意。

　　重庆邦德商务信息咨询公司的老总吴畏，是一个儒雅的年轻人，这位曾经的公安出身的“私家侦探”，更像一个中国版詹姆斯邦德。

　　他将公司命名为“邦德”，明显潜藏不住“私家侦探”的性质和他自己的深刻用意，尽管他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刻意地不使用“私家侦探”的字眼，也倾力否认自己是“私家侦探”。

　　目前，“邦德”的服务范围主要是为经济、商务领域提供调查服务，包括金融、信贷、保险、商务情报信息、合同、债务、假冒伪劣、盗版侵权等各类事务；同时也提供包括婚姻、隐私、查找等民事调查。但民事调查只是“邦德”附带的业务。

　　从1999年注册成立公司到现在，吴畏和他的同事们干了几件漂亮的活，“为烧伤女万利寻找变心丈夫”、“为重庆一家发动机企业找到硕鼠”引起了中央电视台和全国数十家媒体的报道和关注。在此以前的近8年时间里，“邦德”都是以一种地下状态进行着“私家侦探”的工作。10年时间，“邦德”会聚了20多名精干的小伙子，他们中，近一半以上的人都拥有大专或大专以上的学历，都热爱这个充满刺激和危险的工作。

　　吴畏说，他为自己的工作能给众多的有此类需求的人们带来帮助感到欣慰，那些同样令委托者都感动的故事让他至今都难以忘怀。

　　据本刊记者调查，全国目前存在的近200家各类“私家侦探所”中，专业从事商业调查的有40~50家；从事私人业务调查的有60~70家；而综合性的“私家侦探所”，则有上100家之多。

　　在营业额上，年营业额有的高达上1000万。重庆“邦德”，每年要接单上100起，地处中关村的一家商业调查机构，去年一年，就接到知识产权调查70余起。

　　2002年12月6日的中国“私家侦探峰会”的召开，将私家侦探这一多年来藏在水面下的行业终于托出水面。重庆“邦德”老总吴畏对记者说，为什么要从幕后走向前台，主要是为了看看社会对“私家侦探”认同度。

　　不少参会“私家侦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是死是活，都是这一回了，所以他们共同勇敢地站出来”。

　　很显然，他们是希望得到有关方面尤其是公安和工商部门的说法，“哪怕他们就是站出来要我们关张”。

　　但官方的态度却让他们既高兴又失望。在全国媒体的狂轰滥炸中，有关部门楞是没说一句话，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是默许，还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将“私家侦探”一举关张？

　　这是企图用“私家侦探”峰会来作为试金石的 “私家侦探”都没有想到的，但沉默一定意味着变化，只是前途难卜。

　　但2002年发生的一些“可喜的变化”， 让他们看到了行业的前途和未来的信心。

　　4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偷拍”证据的有效性方面撕开了一个口子，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没有采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偷拍、偷录取得的证据也可以在法庭上充当有效证据。这一规定从某种程度上讲，为民间调查机构拓宽了生存的空间，也给了他们足够的底气。

　　10月29日，“私家侦探”们更是迎来了利好消息：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调整了商标分类注册的范围，“文身”、“侦探公司”、“私人保镖”等近年来新出现的社会服务明确出现在新颁布的“商品和服务商标注册区分表”中。

　　这些“可喜的变化”，让“私家侦探”们着实心宽了许多，，在这些规定出台后，不少“私家侦探”迅疾抢注侦探类商标。他们甚至声称“我们快要应来自己的春天了！”

　　但这仅仅只是一个乐观的信号而已，事实究竟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还有太多的因素制约。中国“私家侦探”注定是一支“政策股”，现在断言风向标的指向显然为时尚早。

　　公安部的“83号文件”，还是一道高悬的利剑，虽然说这只是一个部门文件，但却还是制约“私家侦探”行业发展的城门。

　　“私家侦探”对中国法律和道德体制的冲击，显然也是“私家侦探”行业发展一个重要的因素。

　　尽管此次“私家侦探”峰会已经在讨论行业规范和资源共享的课题，但我们要说的是，中国“私家侦探”实际上还处在一个生存与灭亡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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