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是郑美江的偶像。虽然身在珠三角闯荡,但回家乡发展却常挂心头。彭红霞摄
编者按:2月7日,浏阳企业的新春招聘进入关键期。此时,离年前举办的“打工其实不用去远方接在外务工浏阳人回家过年”活动,已有20天时间。在这20天时间里,我们通过人物专访,梳理了浏阳一些在外务工者的务工轨迹,以期呈现他们在外务工中的所思所想;与此同时,我们也通过问卷调查,对168名在外务工人员的新年工作规划进行分析,以期进一步阐述“打工其实不用去远方”的内涵。
在这长达20天的调查采访期内,我们也走进了浏阳企业,通过实地探访,真实触摸企业在用工观念、用工环境上的转变;我们也走进曾在金融危机中创造“逆势飘红”佳绩的湘潭九华经济区,了解当地如何通过一股政企合力,成为新的就业蓄水池。
令人欣慰的是,在此次调查中,我们也看到了种种转型的努力:务工多年的农民工转型为企业主,地方政府从埋头发展经济转型为更加重视社会管理的短板,像浏阳工业园这样的内地园区,也正在酝酿着向现代化新生城市转身。
今天,我们隆重推出这组《其实你不用去远方》深度报道,既是对此次活动的一个全面总结,更期望通过我们的一些努力,能对破解当前“用工荒”有所裨益。
1月15日上午,东莞市常平镇街头,小河人彭伏成驾驶着新买的宝马X5驶进工厂。工厂生产电线和塑胶原料,他是厂子老板。车子刚一停稳,四岁的小儿子便跑到身边撒娇,嘴里讲着一口浏阳话。
当天是农历小年,再过几天就是龙年春节。而自从1999年下海莞城,迄今已有13年。“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里,给厂里修机器。”彭伏成说。
作为浏阳第一代南下“淘金者”,70后彭伏成无疑已有所成。但相比之下,作为后来者,80后的郑美江和90后的杨莉,则依然处在务工的摸索期和混沌期。
1999年春天,从浏阳南下,彭伏成进入东莞一家港资电线厂,负责修理机器。刚来时,一个月四五百块钱工资,但是抱着“既然来了,就要干下去”的信念,彭伏成在厂里很是勤奋,而这也获得了老板的肯定。
彭伏成并不是第一批到达“世界工厂”的淘金者。从80年代初以来,数以百万计的外来务工者如潮涌般进入东莞各大街镇。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岭南农业县,凭借制造业获得了先机,而正是这些务工者创造了东莞的繁荣。
“在东莞的湖南老乡也特别多,大都从事比较简单的流水作业。”彭伏成记得,当年在常平、厚街、长安和虎门的电子厂与制衣厂内,“随便到哪一个厂,耳朵边都能听到湖南话。”在这些务工者中,浏阳老乡亦有许多。
后来成为彭伏成妻子的万春华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万春华已经在东莞拼搏了六年1993年,18岁高中毕业后,她就去了东莞。工作的地点就是这家香港老板开的电线厂,她和彭伏成在厂里相遇、相恋。
夫妻俩的机遇出现在2007年底。彼时,国际金融危机震荡,东莞中小企业纷纷出现“倒闭潮”,香港老板的这家电线厂同样陷入危机。此前,夫妻俩同在厂里跑业务,已经攒下了第一桶金。低廉的厂房租金和转让费、成套的现成机器和设备,“我们决定把厂子买下来。”在经过慎重选择之后,彭伏成夫妇选择了“塑胶”这个行业,作为自我创业的第一项目。
没想到,在这个行业,彭伏成站住了脚跟。仅仅用了四年多时间,彭伏成名下的东莞市华赭五金塑胶有限公司年产值已达数千万,公司直接为三星、索爱在华的代工厂提供塑胶原料。从一名电器修理工到工厂老板,浏阳务工者彭伏成夫妇用了十多年。
尽管已拥有自己的公司,开着宝马车,在当地拥有房产,但彭伏成与妻儿的户口仍然在小河乡。小孩上学的问题,仍然是困扰着彭伏成与妻子最大的问题。对于是否回浏阳发展,彭伏成表示,自己也有过考虑,“可以选择适合在家乡发展的项目,能够造福家乡,也是件好事。”
就在彭伏成接受采访时,他四岁的儿子正在一旁玩耍。小男孩右脚踏着滑板车,踮起左脚在地上踩来踩去。一旁,厂里送货工王春和的儿子跳动着,不断过去干扰,两个小男孩吵闹的笑声很是欢腾。还等上几年,小孩们将上小学了。
28岁的郑美江看上去很能说,当讲起这几年闯荡珠三角的经历时,出租屋内回荡着他爽朗的话语。
郑美江是高坪镇古风村人,2006年到东莞南城,在一家招聘公司当业务员。6年来,他没有跳过槽,没有换过工作,现在已经做到了项目经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也可以算是一个猎头。”
“猎头”即专门为企业物色人才的人。“我这次回家,想到工业园看看。”郑美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开聊就如此表示。从当初的月入千元,到如今的年入十万,租住在一月九百元的出租屋中,郑美江对于东莞的印象是,“这里确实有很多机会,但感觉没有家乡的那种氛围。”
毕业之初,提着一个行李包南下的时候,郑美江走进了人才市场找工作,没曾想最后却被人才市场所聘用,成为帮别人找工作的人。刚到东莞,人生地不熟,也不认识什么老乡,基本上就是单位、出租屋两头跑,一天的工作就是收简历,负责登记信息,“最多的时候帮忙登记几万份简历,很枯燥。”
收简历的工作持续了一年,脑筋灵泛的郑美江才真正进入人力资源行业,开始“猎头”生涯。此后,金融危机袭来,东莞企业出现倒闭潮,工人也开始返乡。而从2009年,经济复苏后,工厂复工又出现了“用工荒”。坐在出租屋客厅里,谈起自己见证过的东莞用工浪潮时,郑美江显得很是激动。他右手一抬,“现在不仅是沿海缺工,内地也是如此。”
基于此,郑美江表示,自己有个心愿,就是乘春节回家之机,到浏阳工业园区探访一下,并期待能与几家大型的用工企业接触下,“了解企业的用工需求,可以为其制定专门的人才解决方案。”
他与相恋多年的女友在2011年结婚,目前双方都在东莞工作,“最终还是要回到家乡发展的,因为这里不是属于我们的。”郑美江说,自己以前还为“是在东莞买房,还是在浏阳买房”而纠结过。
但是他接受采访时却表示,“还是会回浏阳去,我现在在等待时机。”郑美江带记者参观了自己的“书房”电脑桌上,放着一本《史蒂夫乔布斯传》,“这是我的一个客户送给我的,他知道乔布斯是我最崇拜的偶像。”
“今年几月份来深圳的?”“不知道。”“最多的一个月工资拿到了多少?”“不知道。”“每个月你消费需要多少钱?”“不知道。”
面对记者的采访,1992年出生在官渡的杨莉说得最多的便是“不知道”三个字。虽然频繁地说“不知道”,但每次回答“不知道”的时候,她的眼中都充满着真诚,可见她并不是在敷衍。
通过一段时间的交流接触后发现,“不知道”的背后是这个90后女孩的“不愿深思、不在意计较、生活缺少计划”的特质。
根据杨莉非常努力的回忆,她是在2011年3月到达深圳布吉镇一家公司做包装工人。虽然工作的时间才一年不到,但是她告诉记者,“回家过年后,说什么也不会再回来了。”
杨莉的态度很坚决,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厌烦了现在工作的地方,原因并不是嫌每个月1350元的薪水太少,而是不喜欢这里生活的一切。
“公司所在的工业区除了网吧就没有什么娱乐场所了,要逛街、看电影还必须坐半个小时的公交车,很没趣。”杨莉接着“吐槽”,“无法忍受在外生活与人交往总需要趋附、讨好,我做不来。”
杨莉所在公司的同事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有四川的、云南的、河南的,“四川人有四川人的风俗,河南人有河南人的习惯,跟不同的人交往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我为什么要活得这么累啊。”
她进而讲述了一个难忘的遭遇,一次和公司一位年纪与自己母亲相当的广东妇女打招呼,“我理所当然地叫了一声阿姨,却被她足足骂了一个星期。后来才知道,广东的阿姨是用来叫老人的。”这些,都让她无法忍受。
随后,记者追问她,既然打算不再回深圳,那有没有想过在家找一份怎样的工作?面对这个问题,她一边低着头,一边不停地用手抓弄着头发,一如既往地回答了三个字: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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