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私家侦探超2万 业务从“抓二奶”走向高端

　　随着“谁主张，谁举证”这一司法原则的强化，能否搜集到有力的证据，成为民事诉讼胜败的关键。目前，人们的调查取证意识虽然增强了，但搜集、保存和运用证据的能力还较弱，许多当事人往往只好委托律师或其他调查取证人员进行调查取证，因此商务、民事类调查取证的需求越来越大。

　　“我们协助当事人和司法部门，破了不少案子。”代号“思明”的张某算是四川一带的“私人名探”，他创办的福尔摩思调查公司曾协助当地有关部门破获数桩大案。在去年的广西传销大案中，他们的“过分神勇”还令北海市公安局写了检讨。

　　“思明”对本刊记者说，他的公司业务量近年增长非常快，其中大多数业务来源于大型知名企业，比如太平洋保险。目前已经处于饱和状态，“有些业务已需要提前预约。”

　　本刊《调查中国“私人侦探”》一稿曾提及，当时参与“2003中国商务调查峰会”的调查公司，基本只是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的小事务所，而业务内容，90％以上为“抓二奶”、“抓二爷”的委托。

　　律师李长旭就是当时的与会人员之一，目前他已是一个150人的调查组织的负责人。他透露说，四年多来，他们每年的业务增长量在100％以上。而且，基本上以公司业务和知识产权打假为主营业务范围。

　　“原因两点，一是公司越来越多地寻求调查公司的协助，他们相信我们能提供更多更准确的证据，尤其是越来越多的海外大公司。他们对中国体制很了解，也很清楚中国法律及相关执法部门在一些职能上的局限性。所以在一些情况下政府部门可以做什么，不会去做什么，自己应该怎么做，他们明白得很。二是国人意识发生变化，开始懂得要维权，市场表象发生了变化。”

　　当年带着“中国侦探网”“雏形”参会的付树民，如今已是“中国侦探网”总裁，他漂亮宽敞的办公室设在沈阳市政府的办公大楼里。

　　“这几年业务走向高端化。商业欺诈、知识产权维护等方面成为主力业务。老实说，高端业务的钱更好赚。而且，国人法律概念提升了，市场需求非常大，以前老百姓都还愿意吃哑巴亏，现在可不干了，都会尽可能地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

　　用付树民的话来说，这几年钱更好赚了。问起他的年收入是否有几十万，付树民笑着提高声音:“几十万？那也太少了吧”

　　而李长旭则对本刊记者说，在他的调查事务所里，普通调查员最低的年收入为五六万，“但这是干得很差随时会被淘汰的调查员”。

　　“一般都有十几万，稍高的大概几十万。我们调查员的收入这几年一直在持续增长。肯定比同等职能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要高得多。”

　　“调查取证高手”培训班里有个“惹眼”的人物，担任讲师之一的“江南第一名探”---韩冰。

　　韩冰个人经历复杂，高中毕业后，直接参了军。在军队呆了两年，他考上了军校，随后到了刑警大队，在公安系统干了半辈子。1998年已经成了刑警大队长的他，毅然辞职成了一名“私家侦探”。

　　除了小时候受到侦探小说影响，韩冰坦言，当时“下海”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经济上的考虑。

　　实际上，“谋生”、“成名”、挖得“第一桶金”是大部分“私人侦探”从业的最根本原因，兴趣倒在其次。

　　26岁的吴斌，习惯性地用左手开车---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在两年前的一次“调查工作”中意外受伤后变得不太灵活，可他从没后悔，还觉得值。四年前他从警校毕业后当了一名警员，可相恋5年的女友却跟一个生意人闪电结婚。

　　“当时收入太少了，工资才一千不到，她看中一条手链，两千多，我觉得贵没舍得买，就闹翻了”带吴斌入行的是他中学都没念完的同学徐天海，用吴斌的话说，一见面就觉得他发大了。“我想想，做到局长一个月才多少钱？现在收入？一个月至少三四万吧，主要还是看业务量。”

　　吴斌说他很满意现在的生活状况，短短几年间，他在杭州买了套120平方米的房子和一辆帕萨特。他觉得比起同龄人，赚钱要容易得多，“我和当年局里的同事聚会，从来不让他们埋单，一个月就三四千，过日子都紧巴。”

　　韩冰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精装软包的“黄鹤楼”香烟，划了一根火柴点着了烟：“这一行，干好了一年收入三四十万不是难事。”

　　“黄鹤楼”的市场价格是一条1800元， 韩冰一根接着一根抽。“三四十万一年”，估计也只是个保守的说法。而他们之间最豪爽的一句话就是：“能把事办好就成，钱最不是问题。”

　　很多“私家侦探”，都是公安、武警出身，但用他们的话讲：“明处办案和暗处侦查还是两回事。”

　　“除了1993年有过一个《公安部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外，现行法对我们这行其实没有明确的限制性或禁止性的规定。”身为律师的李长旭认为，没有被明确禁止的，就可以做。

　　至于调查渠道，“我们的信息来源渠道本质上和警方是一样的，只是公家是依法办事，我们是按规矩办事”。付树民告诉本刊记者，很多信息采集来自“内部”。

　　“摊开说，就是相关信息采集机构管理不规范。在中国，很多事会按另一种规则办。”付树民表示，关键职位上的某些个人可能被利益打动，50元，100元就能拿到所需信息。即使对方身份特殊，也只是价格的问题。

　　“为什么那么多调查员是来自公检法系统，因为要有内部的关系网，才好办事。侦查能力只是一方面，是可以培训的。”

　　“思明”说的也是一样的道理，“一些领域人治比法治更有力量。这是我们能变通的地方。”

　　一个男客户怀疑自己2岁大的儿子不是亲生的，觉得老婆曾“偷了人”，又没法让警方协助调查。这件事一直让他备受煎熬。一方面他不想做亲子鉴定，怕自己的家庭因此而破裂，另一方面他又放不下心里的疑惑。他想暗中调查，不惊动任何人。

　　韩冰想了想，问：“你同意我把我的身份告诉你老婆么？你同意我跟她面谈么？”男客户同意，同时给韩冰十万元做酬劳，期限是3天搞清楚。当天下午，韩冰就给他老婆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是私家侦探，有重要的事情需要面谈，那个女人很痛快地同意了。

　　见面地点是一个日式茶馆。两人到了后，韩冰故意向门外张望了一下，把推拉门一下子阖上了，压低声音说：“我实话跟你说了吧，你丈夫一周以前找到我，让我调查一件事，和你有关，也和你儿子有关。”说着，拉开了手边的书包，掏出了一个鼓囊囊的牛皮纸袋，“这是我调查了一周所得到的资料和证据，你做的那些事，我清楚得很。”女人的脸一下子白了，放在桌上的手有些发抖。

　　韩冰注意到这些细节，心里已经有数了。他继续说：“你是愿意给我点钱让我保守秘密呢，还是愿意我把实际情况告诉你丈夫？”女人一下子崩溃了，哭哭啼啼说了自己两年前的一次“艳遇”，承认了孩子确实不是自己丈夫的。在这一切叙述开始之时，韩冰已偷偷地按下了纽扣摄像机的开关。

　　几分钟之内，事情的真相就水落石出了。而那包被韩冰称为“证据”的东西，其实只是一包废纸。

　　“一个出色的私人侦探，需要同时具备几种能力：认识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实际操作能力。他必须博闻强识、熟悉法律、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超强的记忆力、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自控能力。”

　　韩冰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来佐证他的“识人之术”。他的调查公司招聘侦探的时候，他总是最后提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回到家发现你的老婆正在和别的男人有不轨行为，你怎么办？

　　“有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杀了他们俩。这样的人不能要，他当不了侦探，因为他没有自控能力和理智的心性。”

　　福尔摩思调查公司的“思明”告诉记者，从办案方式上，与前几年相比，整个行业的进步也非常大。 “最早那种传统的人跟人我们早就不做了。我只能说 ，公安的绝大多数调查方式，我们都可以做到。而在高科技手段上，我们的投入更多。”

　　孙茂勤说，其实私家侦探常用的那些工具，比如辣椒水喷雾器等等，在北京等大城市是“管制器具”，只能警方使用，可在南方一些中小型城市，很容易买到，包括一些高精度的窃听和录像工具。

　　孙茂勤估测说：目前国内大小民间调查公司共有2500到3000家，专业调查员在两万人以上。把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也加进去，这个数字会突破20万。

　　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好好赚钱，是目前大多数“私人侦探”的生存方针，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愿意这样“不见光”地干上一辈子。

　　上三个月的函授班，跑大老远，花费近5000元来参加这个司法部办的小培训班，学员们无非是想获得一个所谓“官方”认可。在这些“私人侦探”的眼里，似乎任何一个正规机构给予的“奖励”和“名分”，都是弥足珍贵的。

　　2006年，“商账追收师”第一次列入了国家承认的“职业列表”中，私家侦探行业终于渐渐地“浮出水面”了。

　　“正道”出身的孙茂勤虽然一直力挺这些“私人侦探”，但也颇有微词，甚至经常皱着眉头数落他们：“你们这些私家侦探老是搞帮派作风。最要改的就是这股劲儿，见面就抱拳，碰肩，能不让人们觉得你们像黑社会的么？你们不是要阳光下追债么？政府认可是一方面，你们自己也先得有个阳光形象。”

　　但数落归数落，这个培训班的“证书”，也让孙老探长“汗颜”。在他无奈的笑容里，这个司法部下属的犯罪研究所培训中心，是否有资格开培训班发给私人侦探们“执照”，是个经不起推敲的问题。

　　作为在公安部门工作了一辈子的“老资格”，孙茂勤的意见是，很多民间问题，由民间调查公司来处理，可以在法律介入之前，起到事前预防的作用，比如婚前调查和企业追债。而司法部门和他们合作，能够把一些工作转移出去。

　　“这不是推卸责任，也不是说公安部门破案效率低。主要是私家侦探进行调查是全开放的，更灵活多变，所以公检法部门不妨和他们合作。这是政府力量与民间力量的融合。”

　　而一直保有行业热情的韩冰说他正准备在北京设立公司，专门帮助企业“打假”。

　　“认定假货是公安和司法等部门的事情，但是找到假货制造窝点就是我们的工作了。这是一个为社会为人民谋福利的事情，我特别想让外国的同行看到，我们中国的侦探可以做好自已的事，我也要让普通人都知道，私家侦探不是一个不择手段的阴暗职业，它是一个阳光下的行业，这两年，我们国内的同行一直在为争取一个阳光的身份努力。”

　　也有同行没有韩冰这么乐观。李长旭律师说，我们始终在期待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出台来规范我们这个行业。现在仍然是清者自清的局面。调查员没有从业执照，入选标准完全掌握在各个公司手中，没有任何门槛，随行就市，市场秩序很混乱。

　　“对我们来说，如今危险风险都算不了什么，我们最害怕的还是法律的沉默。”采访中，很多“私人侦探”不约而同地表示。

　　可即便如此，丰厚的利润和日渐增加的社会需求，还是能让人相信这行“前途无量”。韩冰的两个儿子，一个准备考公安大学，一个正在省武术队学习。他想让两个儿子“子承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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